西方资产阶级到了它的没落期

朱光潜总结道： 西方资产阶级到了它的没落期，文学艺术都脱离了现实，脱离了群众，单凭艺术家和作家个 人癖性和幻想去横行无忌，于是有消极浪漫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现代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达达主 义等五花八门的为人民大众所无法了解的文学艺术。这种颓废色彩极浓厚的文学艺术也正 足以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分崩离析。克罗齐的割裂艺术与传达的美学观点也正是为当时资 产阶级的艺术情况作辩护。在这里我们也最明显地见出他的学说的反社会的本质。 克罗齐美学“蔑视”公众，又“反社会”，这不就是“反动”的近义词么? 令人发噱的是，径直将克罗齐美学与“反动性”相链接，倒是朱光潜通过“自我批判”这一中 介来实施的。这便是作者《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》一文，原载《文艺报》1956年6月第十二期。 作为克罗齐美学的著名追随者、翻译者和研究者，朱光潜在此承认其文艺观的哲学基础是主观 “唯心”的；其艺术趣味是19世纪德国浪漫派的，那是一种“垂死的阶级所特有的”、“世纪病”式 的“忧郁感伤的情调”，当属“反现实主义”；不仅如此，他还曾伴同“京派”“有组织、有计划地” “来和我们称之为‘海派’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学对立”。，以致在“反动统治最猖獗的时期，中华民 族最危急的时期，也是革命斗争最尖锐的时期”，“我的文艺活动实际上有利于反动统治的‘文化 围剿”。若寻根溯源，克罗齐当罪责难逃。 从1956年(反动性》到1958年《批判》，朱光潜大体完成了他在给定时势格局中的角色转 型。这就是：从一个亟待“改造”的大学者，通过“自审”，转为一个“立场基本上改变过来”的理论 战士，从而有资格出任“陪审”，参与对克罗齐的“思想审判”。也因此，如上“姐妹篇”虽无学术史 价值可言，但作为真实记录现代知识分子心灵跌宕的思想史文献，却颇珍贵，至少它们可为后学 审慎重估朱光潜与克罗齐在1948--1958年间所呈示的精神落差提供可靠参照。